论语→叙事失度让诗歌口水化散文化
当代诗歌叙事现象侧视
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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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在被工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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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什么事，你还能有什么事？事事关心？人事房事心事……天上漂来五个字“啥都不是事”——诗歌的叙事特征强化与普及持续之积极作用众所皆知，同时也掩饰了缺陷与不足——而有时，我们常会将操作失误作为某种掩饰的借口。使诗歌似乎形势大好的叙事手段和热情正在反映：诗歌越发被动了，像一节节空洞或填得满满的车箱等着“时代”火车头的牵制羁引。一度被看好的“叙事”已进入新一轮失度阶段，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不是诗人在使用叙事这种“工具”，而是叙事这种“工具”在使用着诗人。或表或里地，它也成为诗歌散文化、散文诗化及口水话的“动力”。
叙事本属诗歌本能之一，知识分子诠释法与平民农门阵并无高低优劣之分，正如“非非”与非“非非”能做的事是相互吸收相互拉开距离，百花齐放在诗歌园地永是真理，金斯堡的嚎叫与博尔赫斯的自语影响同样大，而诗歌往往也须在各种小矛盾中也才可能更新。因为对现代与传统的认识上总是爱从“思想”入手的习惯，一种误解是认为“叙事”是外来“势力”的入侵所致，其“中国性”被忽视。
其实从经赋诗词曲的过程可见，内容拓宽了形式；朦胧心事渐变成客观实事，而叙事在当下的普及，显出了诗之“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和肆无忌惮过，这像是一个内心空调的“开放”过程：从“窕淑女君子好逑”到“为什么不来与我同居”，再到“下半身”的“为什么不再舒服一点”——舒服了后又该做什么？当“说”已随时随地随心所欲，那么，到最后的境界会不会是不知所云？——由此，对叙事的另个误解是：只以为说出便已足够！
叙事手段的铺张，与其讲是受小说的影响还不如说是其时言说的必须。叙事搅动又支撑了近三十年来的中国诗歌，让它在内忧外困中得以活着，以通俗性为主线的它也迅速瓦解了宏大与神性叙事的空中花园，推动了城市环境为底盘的日常性诗写，使写作更具“享受”性能，而此时说来又似令人不禁莞尔，从形式与内容上看，叙事性诗歌正像“诗”向“词”、向“曲”的延伸，一种酒不变而瓶变的返回现象。而持赞美肯定意见者注重的是瓶子，甚至，有相当部分的写作者已变得只能依靠瓶子了。
盲从与时尚总是相辅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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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性写作是诗情符合国情（时空）的必然产物。初期是产物，后来更应该称为产品，当它成为了一种时尚并人可得而用之的时候。在今天，当它大量地克隆，泛滥也遮蔽了林中秀木，拖声摇气的合唱也因此阻挡了应该的独特和更新。
其中最为普及的产物是“日常性写作”。这个颇像多年前小说“新状态”的概念和“叙事”一样，曾被拨得过高却又有些拨苗助长的结果！概念一旦提出，也表明问题开始出现。结果我们都看见了，这种暂时不管难度（所谓通俗易懂）、不管受者（私人化个人性写作）的“激情广场大家唱”在一时狂欢之后开始陷入原地踏步东张西望状态。
只重开始而不重开始以后。只重呈现不管表现效果。日常性叙事的功过或是非就像一个人一个诗人必然的两面——首先，它是把一些人从书房牵了出来，却也把一些正向书房走去的腹中空空者中途拦了回来！它直接进入现时与现实，阅读经验与有意思有趣的非阅读经验直接碰头了，但由于两种经验的关系就像夫妻本就一言难尽，因此这个本是难度的过程，因史无前例的一些现象如网络与民办刊物传播的力量兴盛、重要诗人及活动者的榜样示范引带和评论者们的抡鞭催马，以及当事人尝到某种甜头而产生的快感导致的暂时误觉，于是这个本该是小心翼翼、本该只是一部份人适宜的过程在显得合情合理、显得正常有序的同时大跃进了。想想当年的山歌民谣苦情调。
叙事性特征的凸现是世纪之交以来的诗歌大势，一场当代青年诗人集体“说事”运动。集体通常也是乌合之众的代名词，它是一种主动加入，又被动参与——这好像：一些人希望找到意外财富改善烦贫穷恼的现在，愿望一旦达到却又不知如何花才好！？
技术的实用不等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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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性写作”只是花中一朵——即使表面看来它似已代表了“叙事性”写作。假定就按知识分子与民间阵营这种两分法，不能否认前者在叙事路线上的作用与民间阵营是同等的。这也不难理解，博尔赫斯们毕竟在远处，中国现实在眼前，任何一个清醒和知识的写作者，从来都不可能置当时当地不顾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也从来不曾存在过没有叙事的民族”，“所以，叙事作品不分高尚和低劣文学，它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犹如生命那样永存着。”（罗兰•巴特）所以，两种群体间至今的相互指责与争论让我们看到的终不过是无话可说后的“非诗”部份的扩大。
在知识分子叙事的影响渗入日常生活图景的同时，与“通俗性写作”一直有明显距离的“神性写作”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当下叙事路线图，同源多流的它在实践中总有些自以为是，围绕着时间变化的玄思、民族民间记忆、地域内质为基础的虚构与遐想的这类写作，由于抒情因素的过重，叙事特征有时因此不明；或因摆故事讲道理过多，那种程式或概念化的气息有时因此浓重。显然叙事功能的添加并未使其有太大改观，也许，当下时空不适合诞生荷马但丁，或者这本就是一种无限期孕育的梦想！
神性诗歌与乡土或所谓主旋律诗歌或政治抒情诗一叙事就更加泛味？致命原因在于：1、先在主题的大而空。未加以艺术化的“文以载道”仿制。总欲将书本上的现成的东西强加于人。2、语文的抽象化；脱离语言，重在书本知识的咀嚼及炫耀。3、形式的模式化。这反映这类作者实质上的庸俗、投机、保守与愚拙。这类其实是种总结式的写作，似乎爱走老路，如玄而又玄的思路，如家喻户晓的民谣方式，如扛着上气产接下气的“长诗”边徘徊边嗟叹。
近年来，进入叙事广场的“神性诗歌”开始将两者结合起来，开始走史诗式路子，但总体看，从思想高度上它至多只是达到对原有典范的复习，从文学角度上讲，它其实是种退步。像所谓“地理诗歌”一样，它们本是文化之树，偏要朝着诗歌花园里硬插，早该迂回飞跃却偏要主动和过多地或正或反地行使意识形态功能。
因此，即使叙事作为一种“新技术”实用起来了，但其效果却事倍功半不一而足，参与者统一着装却不知目标。确实，不是每种“发明”都人人适用。而形式与内容失衡也反映写作者的某种顽固，或曰愚钝。
敌人太多，致命的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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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包含反讽、对话、场景、呈现、事件……的诗歌文本最初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是种兴奋，好奇，一种突显于原有阅读习惯平台上的“陌生”效果，它激活了僵硬中的表面的诗歌传统。
可是，只有陌生这个词才能永远叫做“陌生”。一旦叙事作为一种时尚并开始普及，它就难免不成为绊脚石。这里想到两个话题：一是至今，似乎仍是方兴未艾的叙事其实早已失效；比如“知识叙事”，初期重书本诠释，接着关注具体生活层面，再接着便是在二者间移动，徘徊过程像是在等待新的“曙光”；再比如“色情叙事”，在“下半身”那儿就已完成了任务，当一个概念提出，它几乎就等同于凝固。
事实上巫昂沈浩波们也许自知：他们的下一步应该不是老路不可能就在巴掌大的地方徘徊！那么，后来，现在仍坚持在色情路上溜达的是些什么人？写作与年龄有很大关系。而通常，我们会对年轻的“巫昂”们理解，对大龄的“巫昂”们感到的则相反。
第二个话题是，现在对“叙事”持肯定态度的是些什么人？要注意的是，先行者指出的常是相对的方向或观念，他们常在必然的停顿后转身而去或更上一层，而围观跟从者则还身陷叙事的套子之中以此为乐为荣。
即使一个先行者希望民间或日常性写作，也可以肯定他并不希望赞成者都是依照“他的”的写法吧。而尝到叙事甜头的另些写作者，他们只是在这种写作“方法”上感到自己获益非浅，但一种方法，或工具对每个人的作用却不一样，别人的垫脚石可能是你的绊脚石。因此如果一个写作对叙事写作方法有了依赖，结果多半不妙，时间大约不会认同一个“叙事痴”，凡药皆有三分毒，也会有害健康。
每个写作者真正的敌人只能是他自己。这里的问题是：一个鸦片爱好者如果只是个人爱好也罢，可是他也会涉及影响别人。这种影响在诗歌写作上，表面上看不属于是非观而是审美观，但却会造成写作的相互承认与相似而导致的叙事“时尚”。从一些趣味专一的公办和民办刊物，以及诗歌选本，从传播角度可以看出这种写作手段的相似性，写作在打破旧约后又开始形成“新约”。
信息本身中性，会不断起着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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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手段普及的根本原因是现时空使然。信息发达，经济发展，文化相对有了变化，它使一个写作者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局面成为不可能，即使你不事事关心，事也会反过来“关心”你！因为嘴闲着也是闲着，言说无须纳税，说吧，如此，事大过了情，叙压倒了思。
以叙事为基础的通俗化诗歌至今已占了很大份额，现实的外衣配合着事实的小身体，一切都太实在，太具体，太近了，通过电视怀着各种感觉喝着清茶可远观美伊之战，足不出户但联合国教科文保护的贵州民族生态村寨也可以通过书刊画报让你感性认识；太多感性积累起来，距离都好像不再是距离了！这也让一代代歌唱者曾设想过的曾坚强地支撑着他们的乌有之乡如今更是乌有。岁月同时也把拥有当作失去，是呵，当我们可能相对以为更懂得了生活时，却也被生活这头惯于以柔克刚的母兽牢套。尤其当它调情式地显出躯壳之美时。
这种更“乌有”，也是因为思考这两字渐渐禅让给了实用。写作只到游戏、发泄为止，这使叙事性诗歌在前所未有地高产之时，在形式芜杂的同时，趋于实质的单调和千篇一律。而无论诗歌是什么，写作是为什么，如果诗人写诗只限于游戏和发泄——这虽然也无可厚非——但，结果仍还是没有结果。毕竟，身与心与身心外的一切的和谐与平衡，是过程，是关键，却非目的。
为叙而叙，也使诗歌技术在技术真正受到重视的今天实质上也似乎不重要了；虽然可认为技术发展就是为使技术不技术，像金庸培养的武术高手，从运用重剑、到用轻剑、到木剑，最后到手中无剑；但这对于诗人对于绝大多数诗人事实上根本就不可能。
反过来，对叙事的偏好或上瘾使诗歌技术的提高受到了遏阻。譬如，最初，叙事性诗歌所包括或借用的其他文体元素令人肯定，但换个角度看，当它递进式地滑向散文诗、滑向散文、戏剧、小说段落时真是诗歌的福音吗？这种由对叙事的有意无意的强调而超生出的“跨文体”或也反映了写作者对语言的偏离或说是无力？此外它还在肥皂剧式的自弹自唱中反映出经验的处理差欠，或难于自我评判与提炼？因此，跨文体式的诗歌写作在相当部份作者那里是一种自慰，成长中的生活博克或“日记”，这种日记总标题也许是：流水账；或鸡毛蒜皮。副标题：自慰……
失度的自恋会把诗歌沦为一种圈养的情感小宠物。或就是一种貌似自在可爱的猫咪。而一个长期只爱与“宠物”厮守耳语的人，除了逐日变态也许所剩不多。一代诗人如此，那就可能是集体的失语与贫血。是的，时空的变化必然过滤和不得不先舍弃一些东西，包括其实贵重稀有的东西！物质至上的今天，诗意仍是人皆有之，诗性则不是。诗歌更像是一种活化石，一种只在一部份人那里存在的精神民俗。一种肉眼难见的容器：那些贵重与稀有的东西正好可以保留于其中，这些东西，也包括：理想、道德……然而，叙事性话语堆积至今，这些东西被褪色；遮盖也许也是无意的，但因为叙事手段的无意强化，对皮毛的关注与喋喋无意中使我们忽略了本来重要的其他？
注重呈现就轻视了表现，注重呈现与表现就忽略了发现。我总觉得近三十年来诗歌的诸多小变化其实都不是自觉的，在知识分子那里知识精典成为一个坐标，在民间写作那里，先是“意识形态”成为纠缠，后来小说影视（物质与感官享受）成为生活指挥棒。我们的诗歌何时真正自主独立过呢？更别说一生与体制调情或若即若离的诗人本身了。在此先不管此言是否过激无证，我的意思还是，即使以上“坐标”与“指挥棒”作用成立，青胜于蓝为什么不可以？
而今天过多地受到各种流行文化影响的诗歌写作却又不可能与之媲美，叙事作为新技术，只是暂时延长了诗歌的心跳。对叙事持肯定态度并积极实践着的诗歌叙事者只知在叙说中兴奋着，自以为找到了一种新好方式，而耍贫嘴，聊天侃地，小吹说事——却又不是“言为心声”之意！形散神也跟着散了！
信息时代，意思也是信息的即时与共享，可是麻烦正在此处：我们不仅要接收还要处理，再提供出新的我的信息，可当下叙事性诗歌提供的不过是一种公共的而少了独异价值的平淡信息而已！一种惯常的日常现象的记录以及不必要的解释和感叹。信息量与信息质量不成正比——若非如此，诗歌网络谈何热闹！？
尴尬：破而不立，解而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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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叙述事情。事情：一切活动和所遇到的一切社会现象。叙事诗：以叙述历史和当代的事件为内容的诗篇。事件：不平常的发生——在此，抛开中外名典，就望文生意地把这四个均选自现代汉语词典的名词连串起来就是：今天，诗歌以叙事为主线，其形式、内容及方法也围绕着它进行，在时空坐标之外，今天的诗歌也近似昨天的叙事诗，那么，事件（也是记忆及之中的审美、价值评判、哲学意味……）——这是不是一个关键环节呢？回到绊脚石话题，这是不是说，往往绊住我的其实是自己呢？
每一天，每一地，每一人，每物，每事……要怎样结构才成为“事件”，要依何种标准这“事件”才经得起时间检验——才能配得上诗歌？不仅如此，由于叙事方法的容易和泛滥，渔目混珠，作为“美文”的诗歌便含带太多的粗糙、粗陋、粗鄙之象，不仅如此，在其中，几乎昨天的常见的理想、道德等一下子都没了，或者已不很明确地被撤散打碎了——还有人会再上前跺上几脚！虽然，对此现象倒不能一概否定，因为这种真空状态其实要么是表面的要么是暂时的，只是，并非每个写作者都明晓和能够控制这种真空时态，而这种真空对于太多的模仿、盲从和初学者是致命的！
换言之，“海子”揣着麦子用他的方式叙述村庄和抒情，为时间和诗歌提供了一份“可能”，但对太多的模仿者和盲从者而言则不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的影响应该不是长久的，如果长久，就是后者自已的问题。一个写作者所吸取的营养，也应该是多个写作者提供的，这多个，可以是中外，也可是古今，更可是同龄人甚至是后来者，还可说是任何人（显然，中国诗人一般对此问题会免谈！）。话说回来，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这种宽泛的影响，叙事性写作作为一种倾向不可能大面积发展起来，而正是这种不被公开承认的影响，也使叙事性写作在相互暗里的对比照应你称我赞的圈子中归于迟钝和停滞。
也正是这种影响，使表面的流传掩盖了暗地里的流失，有人指责日常性诗歌写作体现的是“平庸的情感”，仅仅是平庸吗？能说的说了，想说什么都可以，胡说也行，说古论今，国内外，从男到女，从心理到具体的肉体，从爱到操，可说的似乎都说了，明天，还有什么可说？说时，理想成为虚词，说时，道德逐日不再，精神的偏厦就这样，在小品相声油段子的说事儿中哑眯眯萎沉了？
在叙事写作里，理想与道德常被掩蔽、或不屑或扫地出门——可是真是这样吗？反对者真的就没有道德没有理想吗？要真没有他们还能写作吗？被扫地出门的，应是理想与道德的“假冒伪劣”部份，然而，在那掩蔽清扫后空白闲置之处，却没有合适的东西及时进入，这就有了两种可能，要么还空着，要么更新的“假冒伪劣”改头换面出现。“新非非”正是这样的。
叙事性风潮就这样带来了意料外的后果：我们在兴奋地革命地撤掉了一座旧房子（阿房宫？）之后却不知下一步！这是个尴尬的局面：我们茫然，我们束手无策，我们举步维艰——而这个问题对于写作者是终生的——而日子还要继续，叙事也是，它毕竟是诗歌的一种本能。在后期，也许我们可以做的，是如何使“本能”尽可能地平衡、和谐，并在其中从自我开始建设必须的精神生态。
有实验就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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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叙事性的强调，或从广义上讲是新时期的“叙事诗”，它在今天以前应当说只是试验，写作总的看是记忆，或追忆；有记忆者可能暂欠现实经验，有太多经历者可能又少了整理记忆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叙事性写作更多地事倍功半之故？其实，说实验，也是说我们的阅读经验与现实经历还远未找到最佳的榫头。
这个距离导致了新的假大空。今天，包括诗人的人们看来都是很积极的对话者、叙述和表达者，对身外的所有物，对身已之外的一切，也包括对自已。公共聊天室里人头攒动，似乎，人，真是种充满了爱意与热度的动物，可实际上，从诉求角度看它不考虑受者，从形式看它已体现写作者对语言炼金术这门技术的无力，扒开内容看它反映的不只是阴暗更是一种真正的自私！？正是，相对于宏大叙事，小型叙事在求真求实的同时也更有可能在自满中更自私、自虐和烦躁与情绪化。
相对于转型期后的中国，总体看当下叙事诗歌是属没有记忆的写作——虽然人们的文字都相当于“记忆”。它一上路就是前所未有的“转型期”现实与现时，一切都在途中尚来不及有效整理，心理与生理的成长轨迹因而是零乱糊涂甚至是幼稚的，那些因为外环境而带来的各种感觉，那些避不开的现时和事实造成的七情六欲，等等这些，突出和记录生活的种种细节，写作趣味也紧紧围绕着这些时光枝节扭曲着——树枝自己当然不知该伸往哪儿去。
因记忆的欠缺与零乱，就有了相对的极端：一是对欧陆风情的倾慕，二是废都特色与城郊结合式的玩味。我以为持民间倾向、主动表明自己是平民身份的日常性写作者，当他如此说时他就已不是。从来，写作者就不可能与平常大众等同——因为你是“写作者”！我想这种“等同”只是立足于某一层面某一部份的自嘲，一种可能是认识上的“当时”的悲观中的乐观。显然，如果不断公示坚持这种“观点”则又将成为另种“假冒伪劣”。
在本雅明看来，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学表现形式是故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才是语言（诗歌），高科技社会是传媒，那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段落？三种阶段同时交叉？像一个处在原始社会的部族一下子置身现代社会，尴尬难免。如此，也可说我前段所言“记忆”是相对的，没记忆并非坏事，无中生有，空闲更宜于整理，空余更适宜栽培，相信在实验的前阶段之后，叙事性诗歌的下一阶段会有新的变化。
——因为，在总体上效果小于期望的前阶段，毕竟有一种叫做真实的东西被向往着或保持了，比如真善美，它们是永远的信仰并是构成信仰的力量之一。真，比善和美更价值。有了真，善与美就更有可能，自由……就更有可能。这些可能在运行的过程中，自然也可能包含了更新前面提到的陈词：“理想”与“道德”之类。
（2005年春节黄金周于贵阳煤粑场）
油画·朱毅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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